献言于前 荐人于中 创建于后———张謇与东南大学

2020年11月12日下午，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我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1894年，张謇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及清政府的软弱行为，他意识到了实业和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毅然弃官，走上了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民族纺织工业公司、兴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这些功绩都广为世人所熟知。

作为近代教育的先驱，张謇与东南大学，也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从以培育师资为先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再到学科渐臻完备的综合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校务管理，但在学校前期发展的各历史时期，他献言于前、荐人于中、创建于后，对学校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言献策从“三江”到“两江”

19世纪末，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成为忧时爱国仁人志士共同关注的焦点。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各地兴办学堂，但当时师资之紧缺，成为办学的最大问题。

针对现状，张謇和许多关心教育、主张兴学之士一样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把“师范”置于各类教育之首，提出“师范为教育之母”的论断，并力图通过影响刘坤一和张之洞两位朝堂重臣来将其教育改革和创新的理念付诸实践。

早在1895年，张謇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定《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时，就倡导“宜广开学堂”。后在拜会张之洞时又提出“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1901年初，张謇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请先立师范学校”。次年5月，刘坤一邀请张謇等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接受了张謇的建言并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校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刘坤一随即与张之洞商讨开办高等师范学堂，后上奏《筹办学堂折》，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呈请在督署江宁（今南京）办师范学堂。10月，刘坤一病逝，张之洞接任两江总督继续筹办学堂。11月，张謇再次应邀赴宁拜会张之洞商讨学堂事宜。

1903年春，张之洞规划于江宁（今南京）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皆可入此学堂受学。随后，张之洞以《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上奏清廷，提出以哺育文明的师范学堂取代旧式江宁府学。为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集两江三省之财力，与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多方筹划，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办。

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课后，为改进学堂教员的教学方法，张謇还“开设教育会”，组织“三江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各堂教员”赴会，“讲求一切教育新法”，以求提高教学质量。

1904年后，学堂内常因学生省界和经费问题而发生矛盾和纠纷，张謇等人提议应对三江师范学堂“正名”，并致函时任两江总督周馥称“查教育普及之理，本无畛域之可分……是省界之说，实科举内容之一部分，非文明学校之通例也”。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周馥亦认为学堂名为“三江”似乎意义含糊不明，1905年易“三江”为“两江”，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任学堂监督。

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是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学堂寄托了中华民族寻求新知、富国强兵、挽救危亡的强烈愿望，也实现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向新式学校教育体制的过渡。虽然办学短短十年，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举贤任能 推荐江谦执掌南高

191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各项教育法令。一时间，江苏省各县市皆兴起办学之风，但当时师资亦十分紧缺。1914年，江苏多所省立师范学校联合上书教育部和省公署，建议早日在南京筹建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江苏省巡按使韩国钧批复：“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年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韩国钧与江苏教育会的许多重要成员都是好友，与会长张謇更是莫逆之交，在张謇的极力推荐下，他延请江谦出任南高师校长。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两江师范学堂旧址上正式开学。

江谦系张謇任文正书院院长时的得意门生，少年颖悟，受到张謇的赏识，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两人成为忘年交。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邀请江谦任教，并委以重任，担任校长之职。而江谦对张謇，不仅仰慕其才，更是钦佩其实业、教育救国之志，他曾由衷地表达对张謇的崇敬：以先生之冒风雨，犯寒暑，而不敢自居其苦，以先生之捐身家，徇社会，而不敢不忘其穷。

由于受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江谦认为国家的富强，有赖于科学、实业。于是在担任南高师校长时期，他倡导“知行合一”，以“诚”为训，矫正空谈时弊，弘扬务实精神。同时，他提倡和重视“实科”教育，积极筹措增设了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修科，为人才培养广开途径，此举开了全国之先河。掌校期间，江谦提出的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也与张謇的“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的教育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江谦认为训育的目的是要养成国民的模范人格，与张謇所主张的教育应“为诸生养成人格，他日为良教师，成我一国国民之资格”的理想追求同样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江谦及后任校长郭秉文的出色领导，南高师在规模上渐次扩大，朝着高水平办学方向发展。至1920年，全校已设有文理科、国文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农业专修科、英文专修科、教育专修科，发展为一所初具现代科学体系的多学科高等学府，享誉国内。

倡导呼吁 发起创建国立东南大学

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全国教育联合会屡次在会议上呼吁“改高师为大学”。20世纪20年代，办好高等教育被提上日程，著名学者们开始倡设大学。时任南高师校长郭秉文亦认为应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中，在他看来：若欲办好高师，必须有上乘之师资；欲获上乘之师资，必须寓师范于大学。

1920年4月，校务会议上通过了《拟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案》，并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随后，郭秉文争取到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蒋梦麟、穆藕初、沈恩孚、黄炎培、袁希涛、江谦等人支持，并同为东大发起创建人。与此同时，他们大造舆论，联系海内外报馆刊载张謇等十人宣言：《国立东南大学缘起》《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之议定》等文章，为东大成立宣传造势。

张謇等人将国立东南大学定位至高：东南大学应“极深研几，萃世界之学术思想，铸造而树中国之徽识”。在学术上，应“焕发国光，吐纳万有之地，且将贡输于各国，植吾国于世界大学之林。”在国际上，应“树之风声，则彼之来者，可审识吾之人物，吾之往者，亦多可与之抗衡。”在“民治”方面，应“以学者之责任，树民治之精神，以求利在民治者。”

同年12月7日，经教育部核准，确定校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2月底筹备处大会表决通过张謇、蔡元培等13名校董人选。1921年6月6日，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东南大学设立校董会的举措在国内可谓创举。张謇作为东南大学的发起人，为学校的创设奔走呼吁，贡献卓著，后又以校董的身份继续“留在”东大，无论在精神、舆论、经济、对外关系和事业发展计划等方面，都给予了学校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由张謇参与起草的《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对大学的办学形式、内容、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具体和完善的规定，这在大学章程和大学治理上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掌校者的引领和校董们的支持下，东南大学校誉日隆，它寓师范于大学，囿文理与农工商等实科于一体，实行民主治校，倡导学术自由，强调“四个平衡”，培养了大批社会发展急需的各式人才，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时至今日，张謇所主张的“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首重道德，此则学术”等观点以及他对大学使命和职能的解读，对于我们办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仍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新时期的东大人，更应该追寻先辈的足迹，传承张謇的教育强国情怀，心怀天下，牢记初心使命，勇做领军人才，主动承担时代责任，努力实现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