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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其人生经历大凡都有一本故事，本人也不例外。今天在这里仅讲其中的一个故事，即在西德留学时我们是怎样开展“烹调外交”的。
1979.2-1981.3，作为教育部（当时称教委）经考试录取后首批公派联邦德国（简称西德）的一名留学生———也可称访问学者，我在斯图加特大学系统动力学与调节技术研究所进修了两年。出国前正值“文革”结束后不久，虽说是经德文考试且合格，但本人的德语水平自己最清楚。高中与大学笔者学的是俄语，大学最后一年作为第二外语选修学了一点德语。大学毕业后不到两年就遇上了“文革”。十年下来，不要说德语，就连俄语也忘得差不多了。“文革”结束后，自己先将俄语恢复起来，并达到可以借助词典较好地翻译专业论文的程度，紧接着就从字母开始将德语捡了起来（当时只是凭兴趣，压根没想到后来会出国）。由于底子薄，困难不少，好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及时地得到了当时中风卧床的吴大榕教授的帮助（请他批阅自己翻译的一些短文），使自己获益不小。正在此时，组织上通知我参加出国德语考试。说实话，当时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因为过去口语训练为零，也无录放机与磁带帮助训练。就是笔译也只是刚刚能翻译一点小短文（当时书店无德汉词典出售，身边仅有一本李士雄教授于1976年10月送我的，由南大外文系德语教研室编、1965年出版的《德语常用词汇》。赴西德后，在当时本人所在科研单位“6910工程”
为我邮寄1979年3月出版、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编的《简明德汉词典》之前，我就是靠这本64开仅140页的小词汇在西德坚持工作的。现在这本《德语常用词汇》被我珍藏着，以作为“忘却的纪念”）。后来，通过韦钰同志的联系，找到了当时南外的一位德语教师（好像姓吴）。在他的真诚帮助下，我们俩（当时江苏省仅我们二人被录取赴西德）训练了一点简单的口语，并了解到一些笔试考题的题型，还试做了几份试卷，为后来国家的录取考试过关奠定了基础。
引文至此，笔者想借此机对曾经无私地帮助过自己的吴大榕、李士雄二位教授以及南外的那位教师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对已逝去的吴、李二位教授致以深切的缅怀与悼念。
到达西德后，如上述，不仅德语底子薄，而且因工作需要，自己须由电力系统专业改学自动控制理论（其中现代控制理论的学习得从零开始）。因此进修困难很大，压力不小。为尽快与德国同仁熟悉，取得他们的信任与帮助，以便更好地利用两年时间“充电”并学成回国，考虑到自己在国内烧菜做饭方面有一定的基本功，因此就决定采用“烹调”这个方式展开一场所谓的“外交”活动。实践表明，运用这种软实力倒的确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刚到研究所时，发现一个与国内不同但却很有趣的现象，即所内每位教职员工过生日时会请大家在上午中间休息时喝咖啡、吃蛋糕。开始我还不十分清楚，参加过几次后，才知道是为某人过生日。席间，有的德国朋友问我：你们在国内也过生日吗？是否也像我们这样过？这位同仁的话倒是提醒了我，自己的生日要不要过，怎样过。实际上到达研究所不久，如上述，笔者就着手开展“烹调外交”，即在国家给我们留学生生活费不是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尽量省出钱来，每一到两周请一位德国同仁到自己宿舍做客并烧几个中国菜招待他们，效果很好。有的吃后直夸：你这是地道的中国菜，比斯图加特中餐馆烧的要强。还有的主动提出，希望再请他一次，到时带夫人孩子来。记得在所长一家吃过后，主动提出要我到他们家去烧一次，顺便招待一下他们的几位亲友。后来我去了，地道的中国菜肴及其风味给用餐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了这些实践后，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1980年1月自己39岁足生日怎么搞。显然，仍搞喝咖啡、吃蛋糕，意义不大，且花费不会小。需另辟蹊径，由于研究所有20来位教工，采用在宿舍那样的接待模式也不现实。在与其他几位中国访问学者商量后，决定给他们吃“炒面”。这个“炒面条”与国内既相同又不尽相同。于是在本人生日的头一天就事先从超市买好了足够吃的意大利短而空心的干面条，于当天晚上将其煮熟并晾干。另外，事先将足量的肉丝炒熟以备用，还准备了适量的生姜、大蒜、植物油、猪油以及中国酱油、盐、糖和味精等，并在第二天上午请中国留学生帮我放置在所里备有电炉、自来水与餐具的烹调室内。同时通知德国同仁，请他们下午5点准到会议室等候吃炒面条以庆祝自己的生日。结果5点钟不到，除一位出差在外无法回所的外，包括所长Gilles教授在内的全部德国同仁早已在会议室坐齐等待我动手。其中有几位还主动来帮我，往返传递炒好的面条。由于面条得一锅一锅地现炒，且每锅数量有限，为避免等待时间太久，我请在座的德国朋友每人可先少量吃一点，这样大家可以早点品尝到中国炒面的味道，同时保证每个人都能吃饱，无需回家再用餐。结果第一锅炒好后即被抢光。我尽快地炒了第二锅、第三锅。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很快地就让每位同仁品尝到了地道的中国炒面。这种炒面所内不少德国朋友是第一次吃，加之色、香、味俱全，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有的吃了三盘直到吃不下才放手，还有几位感到没吃够，多次跑到烹调室来询问还有没有。这次别开生面的“生日宴”给德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那位因出差而未赶上吃炒面的也“深感遗憾”。记得在我回国前夕，一位较我年长几岁的教授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对笔者说：“Herrgong（龚先生）！我们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先后接纳过150多位国外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但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也就三、四位，你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不仅是你烧的中国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你在语言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为你的国家坚持刻苦学习，并和我们相处关系融洽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个人开展“烹调外交”外，我们在斯图加特市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还集体地开展了一次“烹调外交”活动（详见漆永新教授著《触摸风景》一书中的“大学变成唐人街”一文，2003年1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1980年国庆节前夕，在当地留学生临时党支部的组织下，由漆永新、沈学础（时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和笔者等共同筹划，并得到大家的支持，决定自筹资金，利用斯图加特大学食堂自炊请客，为德国朋友搞一次“国庆招待宴会”。此举得到大学方外事处的大力支持，并同意提供大学食堂免费使用，条件是“用后与用前要一个样”。参加宴会的达200多人，除60多位为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我国驻西德大使馆馆员外，其他均为德国朋友（有大学校长、中国留学生的导师或合作对象、大学外事处职员以及一两位德中友协成员等。同时，德方客人一律同请配偶）。宴会中，由于掌勺的、备料的、跑堂的、导引入座的、陪德国友人说话的、致词的全系中国留学生，因此，此举不仅对于斯图加特市，也许对于当时整个西德来说都可谓“旷古未有”。以至第二天，即1980年10月1日《斯图加特人报》用半个版面的篇幅以《中国学者把大学变成唐人街》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天被德国朋友称之为“中国日”的盛况。还配发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中国留学生龚乐年（即笔者）腰系围裙正在烹调“腐竹大蒜烧肉”，旁边一锅大米饭正在出笼，热气腾腾（此报纸与照片本人也曾见，可惜未保留下来）。顺便提一下，据漆永新告，当时把斯图加特大学变成唐人街的中国留学生，如今都是教授了。他们中出了几位院士，两位副部级干部（内含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当时作为亚琛大学的访问学者，她正好在斯图加特并参加了这次宴会）。
现在30多年过去了，笔者也在2008年退休并进入“古来稀”的行列。但是曾经有过的这段“烹调外交”之活动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总想将其写出来。今天总算如愿。回头想想，当年被我们戏称为“烹调外交”之开展，除了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不卑不亢地主动同德国朋友搞好关系，以便更好地完成进修任务学成回国外（事实证明也确实达到了此目的），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将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带至国外。通过饮食文化做纽带，进一步增进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显然，这也为后来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德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因此，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国人，特别是让年青人知道还是很有意义的。（作者为校退离休协会理事长）